守望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无罪推定”精神 ——关于陈文“贩卖、运输毒品”的二审辩护词

2011-2-23 【字体:↑大 ↓小】 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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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唐红新

 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文,男,1972年5月13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中江县仓山镇双碑村1 3组。因本案于2009年2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被逮捕。现押于浙江省温州市看守所。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于2009年8月17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10月份,陈启光(已判决)向户名为“陈文”的农行账户打入数万元毒资后,被告人陈文于同年11月1日携带5千克K粉从四川到达温州,与陈启光见面。后陈文与陈启光一起在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东路新田园8组区学院东路新田园8组团7幢1403室柯桥阳的住处分装该5000克K粉,并在其中的1000克K粉中掺入葡萄糖粉末。

  当晚,(陈启光将从陈文处购买的K粉存放至温州市瓯海区景山街道勤奋小区15幢301室其暂住处,后又将部分K粉带至温州市瓯昌饭店311房问。11月2日下午,陈启光在311房间被公安民警抓获,并被查获K粉2235.6克等物。

  经鉴定,缴获的K粉检出氯胺酮成份。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文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贩卖、运输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查获的毒品予以没收。

 守望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无罪推定”精神 ——关于陈文“贩卖、运输毒品”的二审辩护词

目 录

 一、引言

  二、关于上诉人陈文“运输毒品”事实行为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陈湘君指证陈文“运输毒品”证言的疑点

 (二)关于柯桥阳指证陈文“运输毒品”证言的疑点

 (三)关于姜承指证陈文“运输毒品”证言的疑点

 三、关于上诉人陈文“贩卖毒品”事实行为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陈湘君与陈文买卖毒品的意思联络及其方式的证据材料存在瑕疵

 (二)关于陈湘君与陈文毒品交易的价格的证据材料的诸多疑点

 (三)关于陈湘君与陈文毒品交易的确切时间的言辞证据前后矛盾

 (四)关于毒品交易的数量及分装、包装方式,依据现有证据仍无法确切认定

 (五)现有证据表明的毒品交易数量与一审认定的数量不符…

 (六)关于陈湘君与陈文毒品交易过程中辅助行为的证据材料的疑点

 (七)关于叶子、陈廷等其他证人证言的疑点

 四、本案诉讼程序本身存在的瑕疵

 (一)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陈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二)公安机关在对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侦查行为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关于“无罪推定,,基本原则的嫌疑,并存有对犯罪嫌疑人陈文运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的嫌疑

 五、总结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陈文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辩护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会见了上诉人,并认真研究了一审判决,现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阐述辩护人对本案的意见。

  一、引言

   首先,在正式发表辩护意见之前,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高度关注的问题是: 作为对公民人身等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刑事诉讼程序来说,所要遵循的证据规则及其证明标准,毋庸置疑地要严格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程序及标准。就“贩卖、运输毒品罪”来说,如果将“毒品”这一犯罪对象剔除,那么首先需要证明的是——行为人“运输”和“贩卖”这两个事实行为的客观存在,随后再证明行为的对象为“毒品”,这应该是符合逻辑规则的办案思路。虽然刑事上的运输和贩卖毒品的行为与民事上的商品交易行为特征存在差异,但根据上述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先假设陈文运输和卖出的非法律所禁止的普通物品,那么依据本案刑事诉讼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关证据材料,是否可以证明陈文的“运输”和“贩卖”——这两个客观事实行为的成立呢?换一句话说,依据低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明标准来衡量本案,是否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陈文实施了“运输”和“贩卖”两个事实行为?如果依据较低程度的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都无法确切得出上诉人存在以上两种事实行为,那么刑事审判又因何认定上诉人从事了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呢? 辩护人将在下文具体分析论一审判决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试图指证其中诸多疑点和矛盾点,厘清本案事实,据此协助贵院完成审理工作,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并捍卫法律的尊严与公正。

  二、关于上诉人陈文“运输毒品”事实行为的辩护意见 一审判决陈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此罪名虽然是选择性罪名,但就公诉机关指控陈文的犯罪情节来看,其“贩卖”与“运输行为”存在客观的牵连关系,即无论是先交付毒资,还是先将毒品从四川运输至温州,除了陈文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人从事毒品的运输行为,所以,在证明陈文“贩卖毒品”之前,其必须先将毒品运输至温州,那么相反的如果陈文“运输毒品”的事实行为缺乏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那么陈文“贩卖毒品”的指控将不攻自破,无法成立。 那么,关于“陈文运输毒品”的事实情节,缺乏上诉人的供述,仅有的证人证言无法达到相互印证的证明力,其证据无法达到确凿、充分的程度。

  (一)关于陈湘君指证陈文“运输毒品”证言的疑点 陈湘君自2008年11月2日至2008年11月14日的讯问笔录均稳定的供述其向姜承购买的毒品,根本没有提到过陈文,但2009年3月19日以后的笔录中突然翻供称其是向上诉人陈文购买的毒品;但陈湘君自始至终并不能确切地指证陈文毒品的确切来源,以及陈文通过何种交通工具运输毒品的。因此,在没有陈文的供述及相关物证的前提下,陈湘君的口供也就失去了相关的证明效力。

   (二)关于柯桥阳指证陈文“运输毒品”证言的疑点 柯桥阳于2008年11月21日第一次被讯问,直至2009年2月4 F1的供述中均没有提到陈湘君与陈文之间的联系,而且在历次侦查人员问其是否有补充时,均称没有补充。但柯桥阳在2009年3月5日却突然补充称陈文卖给陈湘君7公斤K粉。必须指出的是,柯桥阳有可能并不是陈文与陈湘君从事毒品交易的见证人,而是在此之后通过陈湘君的转述得知的。并且,关于陈文卖给陈湘君毒品的来源,交接的方式均没有确切证言给予佐证。因此,柯桥阳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其来源于陈湘君的口传,柯桥阳的证言源头在陈湘君处,所以其本质仍然是陈湘君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认定柯桥阳与陈奇建二人的证词达到了相互印证的程度,因为其本质上只是一个证人证言,不具证词备相互印证的前提条件。

  (三)关于姜承指证陈文“运输毒品”证言的疑点 陈湘君自2009年3月19日之前,在供述中一直稳定地称其向姜承购买毒品,而姜承在2009年3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其听陈湘君对他说是从陈文处购买的毒品。因此姜承的证人证言也属于传来证据,并不能作为陈文“运输毒品”的佐证。至此,柯桥阳、陈湘君与姜承的证言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个证人证言,并不能作为两个证人证言来认定,所以就更谈不上证人证言的相互印证,所以陈湘君、柯桥阳与姜承的证言成为“相对孤证”。,根据基本的证据证明规则和标在学理上,孤证分为两种,一种为绝对孤证(实践中比较好识别),一种为相对孤证。“相对的孤证”是指:“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犯罪嫌疑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所作的多个有罪供述,尽管是多份口供,但来源于同一个人,证据形式也一样,仍视为孤证。再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如甲被抢劫后,告诉乙,是张某抢的,乙又把此事告诉了丙,丙又告诉了丁。那么,对于甲、乙、丙、丁四人的证言来讲,尽管是由多个人所作的,都是同一来源的传来证据,对于证明嫌疑人有罪来讲,仍然是孤证。”参见:贺恒扬(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审查逮捕环节证据的审查与运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准——“孤证不为定说”,即其单个孤立的、缺乏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此辩护意见希望二审法庭慎重考虑。再有一点,辩护人提请二审法院高度关注的是:

  第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柯桥阳、陈湘君的证人证言,均采纳自另案中柯桥阳与陈湘君的“讯问笔录”,即柯、陈文人对陈文犯罪行为的指证,均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所作,并且形式均为“讯问笔录”。如果事实正如柯、陈文人在翻供前所言:即陈湘君是通过姜承购买的毒品,那么公安机是否对姜承进行了“讯问”?但从现有的案卷材料中没有对姜承的“讯问笔录”。

  第二,在陈文的案卷中,姜承有且仅有一次“证人询问笔录”——即2009年3月24日“询问证人笔录”。如果事实正如姜承在“询问证人笔录”所言属实——即姜承并未参与购买毒品,且对于陈湘君与陈文的毒品交易是在其二人完成后通过陈湘君之口得知的,那么陈湘君在供述中称:“其通过姜承联系上陈文购买毒品”的供词(或证言)就是不可信的,那么陈湘君与陈文沟通联络的唯一“桥梁”——姜承——便不复存在了。那么在“运输、贩卖毒品”一方只有陈文一人的情况下,陈湘君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联系上陈文呢?抑或陈文是否在陈湘君涉毒之前有过“交集”呢?从现有证据材料中,无法得出明确清晰的事实情节。 至此,证人证言出现极其矛盾的疑点,即姜承或陈湘君必有一个人的证言不可信。即使采用姜承、陈湘君与柯桥阳三人的证词,那么在姜承、陈湘君二人指证陈文“运输毒品”的相关证言均源自陈湘君一人之口,因此便成为“孤证”。

  综上所述,无论怎样理解,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陈文“运输毒品”的事实行为成立。通过以上分析,一审认定上诉人陈文“运输毒品”的事实行为,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嫌疑。但即便假设上诉人“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成立,那么关于上诉人“贩卖毒品”的证据同样存在若干疑点,存在相关言辞证据无法相互印证、缺乏必要实物证据的嫌疑。

  三、关于上诉人陈文“贩卖毒品”事实行为的辩护意见 众所周知,“贩卖毒品”的行为之所以受到刑罚处罚,是因其行为侵害了作为刑法要保护的法益,但就“贩卖毒品”这一事实行为本身来看,在其作为“犯罪行为”被刑法评价之前,其根本行为属性与一般商品交易行为相同——即属于普通的商品买卖的性质(只不过此种商品属法律所限制买卖的范围),所以说其客观存在的行为也必定包含一般买卖行为的基本要素,客观上也具有邀约、承诺这两个买卖合同必要的意思表示,同样有明示、默示的表达方式,也应有双方意思联络的媒体中介(如电话、短信、传真等),等等。

  至此,从本质上看,“贩卖毒品”行为的买卖双方,同样应当具备民事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买卖合意——尽管这种买卖被法律所禁止。 所以说,在认定陈文“贩卖毒品”之前,必须首先证明陈文与他人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然后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次证明陈文与他人的买卖关系所指向的对象为毒品。那么,现有证据材料能否认定陈文与陈湘君存有事实买卖关系?

  (一)关于陈湘君与陈文买卖毒品的意思联络及其方式的证据材料存在瑕疵 陈湘君2009年3月19日讯问笔录中称其是与姜承通过短信联系,姜承告知其陈文的账号,然后陈湘君将钱汇入给陈文账户;但陈湘君在2009年5月15日的笔录中称其先通过姜承联系到陈文,后直接用电话与陈文联系,然后陈文用短信把账号发给陈湘君,陈湘君再汇钱给陈文。而姜承对于该问题在其2009年3月24日所做的笔录中称关于陈湘君购买毒品一事自己事先并不知晓,而是在事后听陈湘君讲的;而且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中也只有柯桥阳及姜承的通话记录,没有陈文与陈湘君的通话记录。因此,陈文是否与陈湘君曾经有过买卖行为的意思联络,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联络并不清楚。 所以,依据现有疑点重重、相互矛盾的言辞证据,并不能确凿的证明陈文与陈湘君买卖毒品交易的事先意思联络(或邀约与承诺)的事实行为的存在。

  (二)关于陈湘君与陈文毒品交易的价格的证据材料的诸多疑点 陈湘君自2008年11月2日至2008年11月4目的讯问笔录均稳定供述购买毒品价格是2.4万元一公斤,但在2009年3月19日突然翻供以后的笔录中均称购买毒品的价钱是1.8万元一公斤。而柯桥阳自2009年2月4目讯问突然指正陈文时起,3月5日称听陈湘君购买毒品的价格是1.5万元每公斤。作为“贩卖毒品”本身来说,实质上是一种非法的商品交换行为,但只要是商品交易,那么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关心的是各自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所以必定在价格方面有往来的谈判,并最终确定一个双赢的价格,在此期间买方的利益诉求应当是买到质优价廉的东西,所以依据常理,买卖物品的最终价格对于买方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价格这一关键环节,作为购买毒品的陈湘君来说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但为何在陈湘君的询问笔录中关于毒品价格的供词前后不一、左右摇摆呢?并且其他的供述中——排除其属于传来的言辞证据不说——为何竟然与柯桥阳的供述没有一个是吻合的呢? 所以,关于陈湘君与陈文实际上是否存在毒品交易的事实行为仍然值得怀疑,现有证据存在瑕疵。

   (三)关于陈湘君与陈文毒品交易的确切时间的言辞证据前后矛盾陈湘君2009年3月19日供述,在其把陈文那里毒品买过来后没几天就被你们公安机关查获了。之后稳定供述是2008年11月1日购买的毒品,11月2日被抓。 按照常人思维理解,“没几天”这种表述方式的意思是“过了几天”,但具体是“过了几天”——其实是一个概数——但此概数绝对不应当作是“过了一天”或“隔天”或“第二天”来理解,因此这与陈湘君之后的证词形成矛盾。如果按照陈湘君之后所作的解释来理解,即他在供述中多次称是因毒品吸食过多导致记忆力下降,但值得怀疑的是,自2008年11月2日至2009年3月19日的羁押期间,陈湘君不可能吸毒,其对于接连两天发生的重大事情供述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可见陈湘君供述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四)关于毒品交易的数量及分装、包装方式,依据现有证据仍无法确切认定 2009年3月19日陈湘君称其将5公斤K粉分成五小袋,每袋1公斤,放了4小袋在上诉人携带的包里,l小袋由陈湘君掺了1公斤左右的葡萄糖后,并把掺好的K粉分成2小袋也放进了上诉人的包里,从陈湘君的供述可以看出陈湘君应该是将包括掺了葡萄糖的6小袋共6公斤左右的毒品都放进了上诉人的包里。而柯桥阳在2009年3月5日的供述为“其弄好后共7公斤重”,2009年3月26日供述陈湘君是以3:l的量掺了葡萄糖,如果这样陈湘君放进上诉人包里的毒品总重量应该是8公斤左右,陈湘君将4包1公斤重的K粉放进陈文原来的包里,又像柯桥阳借了一个蓝色的旅行包,将拌好的K粉放在里边。 叶东青在2009年3月20目的询问笔录称事情发生在2008年10月份,分装的毒品有的50克一包。可见,陈湘君在有电子称协助的情况下,对于买卖数量如此之巨的毒品数量终确定,是否可以说明陈湘君存在供述与事实不符的百性?抑或其是将之前毒品买卖及称量的记忆勉强安插在本次案件的供述中呢?

  (五)现有证据表明的毒品交易数量与一审认定的数量不符 本案已查获的毒品数量为2235 .6克(有物证及鉴定为证),且陈湘君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判决书中亦认定‘‘涉案毒品已全部被缴获”,但对于一审认定上诉人陈文贩卖毒品的数量为5公斤;并且在陈文全部案卷中没有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指出剩余毒品的去处。 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陈湘君指证陈文运输、贩卖毒品的数量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所以关于陈文涉毒的数量这一关键情节又是只有陈湘君的言辞证据。

  (六)关于陈湘君与陈文毒品交易过程中辅助行为的证据材料的疑陈湘君在2008年11月2日的供词中称瓯昌饭店311房间是用梅冬冬的身份证登记的,身份证是其捡的;接着陈湘君又在2009年3月19日称是用姜承的身份证登记的;而其在2009年4月28日供述又称用阿道给我的身份证在瓯昌饭店开的311房间。 陈湘君对于311房问登记所用身份证供述不一,且公诉机关也没有调取到相关证据(如酒店的入住登记表等)。至此,现有证据表明陈湘君至少有两次是说谎。

  (七)关于叶子、陈廷等其他证人证言的疑点,依据证据证明规则,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及其大小与其证人的身份没有直接联系。但辩护人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叶子与陈湘君和柯桥阳是朋友关系,陈廷与陈湘君系夫妻关系,因此,其二人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与可信度应当仔细斟酌,加之二人的证言涉及到陈文是否贩卖毒品的情节时,不是因为不在场而产生“空白”,就是属于“听别人说’’的传来的言辞证据。所以,此二位证人证言的证明能力存在瑕疵。

  可见,一审认定上诉人陈文“贩卖、运输毒品”的所依据的证据——因为没有被告人供述——主要是证人证言及为数不多的实物证据,但是这些证人证言也没有达到相互印证的程度,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们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提供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其听觉、视觉、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提供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或者询问者讯问、记录的方式不当,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众所周知,如果司法实践当中被告人拒不认罪,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公安机关经过严密的侦查所获得到的各种其他证据形成了符合实际和逻辑关系的证据链条,指向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那么即使没有被告人供述,只要现有证据达到法律上(或程序上的)确凿、充分,事实清楚,就可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 但反观陈文涉毒一案,从案件线索来源(陈湘君的“询问笔录”)直到整个案件的细节等等事实情节,绝大部分证据属于言辞证据;并且关于陈文涉毒的关键情节,看似众多证人证言的言辞证据(如柯桥阳的供词、姜承的证言等)均来源于一处——即陈湘君在事后的说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证据的来源同一,属于“同源言辞证据”,即看似多个证据最终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孤证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对孤证。

  四、本案诉讼程序本身存在的瑕疵 (一)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陈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上上诉人陈文在2008年11月1日来到温州将K粉卖给陈湘君,但上诉人有证据证明2008年1.1月1日并不在温州,而是在四川中江县的泰兴宾馆与他人打牌,上诉人实际上是在2008年11月中旬才来到温州,并于陈湘君等人结识。 依此事实情节,上诉人陈文在一审中,曾当庭申请邓海、邓超、周二娃、梁谷四人出庭作证,但被一审法庭拒绝。 辩护人认为以上四位证人的证言对于法院查清本案事实部分、甚至最终定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上诉人所言属实,将直接导致本案的指控不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事实情节未经核实便认定上诉人有罪,既存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程序法定’’基本原则的嫌疑,又存有侵害上诉人合法正当的诉讼权利的嫌疑。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

   (二)公安机关在对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侦查行为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关于“无罪推定”基本原则的嫌疑,并存有对犯罪嫌疑人陈文运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的嫌疑。关于陈文在2009年4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曾对犯罪嫌疑人说:“陈文,你要认清形势,如是供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你可清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讯问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 至此,从侦查人员的‘‘认清形势,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问话中,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就“先入为主”地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文有罪,并置其于“有罪推定”的境地,而且存有运用“威胁、引诱、欺骗”方式获供述的嫌疑。

   以上案件情节,是对上诉人陈文合法诉讼权利的侵害,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重视五、总结 正如辩护人提请二审法院关注的问题,因为刑事诉讼的结果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其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均严格于民事诉讼。就本案来说,凭借现有疑点重重的证据材料,假如我们用民事证据规则与证据程度,是否可以认定陈文将某物从一地运输至另一地?是否能够认定陈文与陈湘君存有普通的买卖关系的事实行为? .

  那么就本刑事案件来说,是否可以凭借相互矛盾、无法印证、又有“孤证”嫌疑的言词证据及从陈湘君和柯桥阳等处查获的若干毒品,就断定陈文从事了“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从而又在具体毒品数量无法证明的情况下对上诉人陈文科以无期徒刑?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法律领域中重要的基本原则。只有在刑事侦查阶段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侦破的严谨与科学,才能保证没有犯罪事实的嫌疑人免受不公正的对待;只要在审判段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才是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精神;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坚持“依法治国”,不仅仅意味着‘‘使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保障“每一个公民都不应受到法律不公正的对待”(包括事实上的恶补公证和程序上的不公正)。

  至此,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慎重考虑以上辩护意见,并结合全部案件材料卡管考量本案具体情节,分析相关证据关系,依法作出裁决,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与司法公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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